导师罗宗强先生逝世已经8个多月的时间了，至今未能从巨大的伤痛中解脱出来。往事像放电影似的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，时而模糊，时而清晰。除了奉师母之命写了篇悼词之外，我未能及时写下其他任何悼念性的文章。因为我不想匆忙间就释放这过于沉重的情感，而是打算在痛定思痛之后，好好理一理我与先生的师生情缘。我自年4月份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，到年4月29日罗宗强先生逝世，与其相处了整整28年。如果按罗先生享年90岁算来，占了他一生大约三分之一的时间。上课时操着一口广东普通话的侃侃而谈，只有师徒二人在《庄子研究》课上的对面交流，学术会议上声情并茂的学术演讲，医院病床前低声细语的娓娓而谈┅┅这一切都已深深刻印在意识深处。然而，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，还是宗强先生在北京治病的日子里，我们先后整整相处了年的一个春季，在这3个多月的时间里，深深感受到在学校里那样一位冷峻严谨的导师，不仅是一位视学术为生命的优秀学者，还是一位深情温婉的丈夫，一位胸怀大爱的慈父，一位真情展现、胸无城府的良师益友。人生相遇靠的是缘分，如果没有那一段难忘的相处，也许我和罗先生会永远定格在肃然起敬的师生关系上。我是年7月博士研究生毕业离开的罗先生，被分配到北京的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工作。自我离开之后，罗先生先是到新加坡国立大学讲了一年的学，每学期两门课程，天天坐班，备课、上课和批改作业，他处处用心，事事负责，搞得甚是辛苦。年回国后，积攒了一大堆的事务，新编文学史稿子的修改，大量文稿的整理，博士研究生论文的指导，每次去看望他，都是一脸疲惫的样子。年春节前他去了一趟韩国参加学术会议，回来后我去看他，说是已经连续好多天睡不着觉。春节期间终于病倒了，去医院治疗，都不见效果。无奈之下，医院医治。检查结果出来之后，令所有家人亲戚、同事朋友和弟子门生都大吃一惊，罗先生患的是令所有医生都头痛的一种病——重症肌无力。尽管每天都有亲戚友人前来探望，给了他很大的安慰，但病情却没有一点好转的迹象。在国内，治医院医院，因为那里有一位国内权威专家许贤豪医生，是治疗肌无力的首席专家。当时找了罗先生的好友傅璇琮先生、同届同学于友先先生及许多亲友关系，都没有办法办成此事。这倒不是他们不用心，医院才知道，平时很少有人听说过的肌无力，医院却已是人满为患，从十几岁的孩童到八十多岁的老人，医院的病室，根本就没有任何空床可以容纳新的病人。医院，看着老师焦虑的神情，完全束手无策。有一天晚上已经十点多了，我正在家里备课，突然电话响了。我拿起话筒，听到了罗先生低沉的声音：“东岭，转院的事有没有着落？”我说还正在四处托人争取。他又说：“明天你过来一趟吧。”次日我到了病房，罗先生让我坐在床边，然后说：“带笔没有？”我说来得急没顾上。他说：“那你记心里吧。”我以为是商量转院的事，要找人记联系方式，就侧耳听他说。罗先生缓慢地说：“我这医院，估计很难治了。以后做文学思想史研究就靠你们了。我有一些体会，现在告诉你。先秦的文学思想史怎么写，因为那时文学还没有独立出来，和其他学科混在一起。要想写得好，就要看哪些范畴对后来的文学观念造成了哪些重要影响，像虚静、知人论世、诗言志这些概念，都不是谈文学问题的，但因为对后来的文学思想影响巨大，就必须重点
